學防控特性
病害防控的局限性 植株的浸染性全部病害及非浸染性部分病害的病部“復原”具有不可逆性。也就是說，任何致病植物被害部位的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受損后都不可能經過治療得以“復原”，最理想的防治效果，只能是抑止病組織擴大、阻隔和防范病情擴散、蔓延。被害部位的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可以原位或換位“新生”，而原來的感病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已不可原體“再生”。
病害防控的前置性 在植物病害領域，“預防為主”的內涵實質是治“早”治“少（小）”“治未病”，重在“治未病”。任何植物的任何病害，只有切切實實重視和實施“治未病”，才能真正掌握植物病害防控的主動權。而“治蟲”強調的是治“弱”和治“準”，更不是“治未蟲”，這是植物保護對策中“治病”與“治蟲”的最大區別。
病害防控的復雜性 浸染性病害“四環節”（寄主、病原、發病條件、浸染途徑）高度關聯，缺一不可，只有“四環節”全部具備，才能形成和發生植物病害。因此，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或阻隔，病害的“發生”將難以為繼，“危害”也將終止。就園林植保而言，過去經常將“發生”與“危害”混為一談，表述也不夠嚴謹。實則“發生”與“危害”是兩個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基本概念。“發生”的軌跡是“鏈式”的，“危害”的軌跡是“階梯式”；“發生”的狀語指向是“范圍”，“危害”的狀語指向是“程度”;“發生”的觀感文字表述是“普遍”（廣泛）、“局部”、“零星”、“個別”，“危害”的觀感文字表述是“嚴重”、“較重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輕微”（無論是“發生”或“危害”，各等級的量化表述則必須以不同級別的數據指標為準）。在生態、環境、經濟、景觀層面，植物病害乃至整個有害生物“發生”不一定必然構成“危害”（損失），但任何層級的“危害”程度必定以“發生”為基礎；一旦有害生物或環境“脅迫”的“發生”與“危害”兩者都達到極致，那就形成了以“損失”為內涵要素的成“災”，構成名副其實的“自然災害”。但必須強調的是園林植物病害防控要以“發生”為調查、監控和預測預報的基礎，而不能等到“危害”出現，這也是病害與蟲害“科學防控”的區別點之一。
非浸染性病害“三要素”（環境、自然、管理，含種植、設計、施工、養護）高度關聯，又可各自“發力”，任何一項因素都可成為主導病因。
浸染性病害與非浸染性病害惡性互作，絕大多數“非浸染性病害”皆可釀成次生性“浸染性病害”或引發“弱寄生蟲害”。反之，已經形成的“浸染性病害”亦可誘導或加劇“非浸染性病害”的發生。
病害防控的綜合性 植物病害防控的“有效性”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防控對策舉措的“綜合性”水平，要在“套餐”和“組合拳”上下功夫。由于導致植株染病多半是多因素疊加，因此，有效防控植物發病也必須注意相對應的多舉措組合。
病害防控的時效性 植物病害應嚴格遵循防控“三時”（施藥時間、發病時期、浸染時段）的適時性；“四準”（方法要準、藥物要準、濃度要準、劑量要準）的針對性；一連續（治病“療程”的連續性）。這是有效控制植株病害發生、危害、擴散和蔓延的關鍵，也是植物病害防控最具技術含量的舉措要點。
與一切生物病害防治一樣，植物病害防治也要防止“過度”治療。當前，在園林植物病害領域，這種情況不多，遠不如園林植物蟲害“過度”防治的現象明顯。園林植物防控問題主要還是不治、誤治、漏治，生產作業中的行為表現是治而不防，有治無防，不治不防，治不適時，治不到位，治不得法。湖南花木
